程千帆先生临终前老泪纵横，拍着病床的栏杆喃喃道：“我对不起老师！”程先生所谓的“对不起老师”，是指他始终未能将其老师黄侃先生的日记设法出版。此事诚让天下读书人唏嘘不已。令人喜慰的是，在程先生去世一年之后，在书稿编成长达十五载，两易出版社之后，《黄侃日记》（列为《黄侃文存》之一）终于出版问世了。

    这部竖排繁体印刷，总计约八十余万字的《日记》，从一九一三年六月二十日黄侃先生居住上海时开始记载，迄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七日，距离先生逝世仅有一天。《日记》前面冠有陆宗达先生所写的《序言》，后面收录有黄侃先生之侄黄焯教授的《黄季刚先生年谱》以及程千帆先生的《后记》、《附记》，最后是《日记》整理者之一吴永坤先生的《附记之后》。从如此众多的序跋中，我们可以看出《日记》整理出版之不易。更添人惆怅的是，时至今日，于役《日记》整理的两代学人，陆宗达、黄焯、程千帆以及整理者之一唐文诸先生均已谢世，而未能亲睹《日记》的出版。

一

    关于黄侃（季刚）先生的生平活动及其学术成就，人们长期以来就一直给予强烈的关注。可惜黄侃因为羡慕清儒江永“年五十后岁为一书”，认为江永的这种治学精神“大可效法”（《蕲春黄先生雅言札记》），所以一生吝惜笔墨，极少著述。而他后来又不幸于五十岁时早逝，导致设想中的各种名山著作绝大多数未能写成。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黄侃的著述仅仅为《黄侃论学杂著》、《黄侃手批十三经》等寥寥几种，正因为如此，人们常常感到文献不足，不能深入了解这位早年投身革命，以侠义著称；中年以后又执教上庠，学术声望满天下的传奇人物的生平思想。这次《黄侃日记》的出版，将黄侃的智慧与生平活动公之于世，必然将引起学术界和读书界的关注。因《日记》起于一九一三年，所以其中对黄侃早年参加革命的经历，并无记载。《日记》中主要记载的是黄侃读书做学问的活动，其中当然也包括了他大量的读书心得以及对一些重要典籍所做的校勘记，这些胜义迭出的学术成果，相信必将引起相关学科专家学者研讨的兴趣。在这里，我们更关注的倒是《日记》中那些关于他一心埋头学问、积极投身教育的记载。身为现代学术史上赫赫有名的“章黄学派”的领导人物，黄侃在日记中记载了大量有关章黄学派以及与章黄学派有紧密过从的学者的情况。如章太炎、朱希祖、顾实、王伯沆、胡小石、汪辟疆、汪东、吴梅、林损、王易、马宗霍、陈伯弢、胡翔冬、刘赜、孙世扬、龙榆生、潘重规、黄焯等近现代学术史赫赫有名的人物，就在《日记》中频繁地出现。这些出自于黄侃私人日记的记载，往往透露出一些他处不易见到的史实真相，比如某些复杂的人际关系，或是学者私下间相互的品评等。凡此种种，对于研究近现代学术史，都有着极高的价值，尤其对于研究“别有渊源”的东南学术，更有其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例子，或许可以用来说明《日记》中史料的丰富性。词学家龙榆生是黄侃二十年代的门人，笔者所撰的《龙榆生先生年谱》（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中收录了龙家保存下来的黄侃托龙榆生在上海购书的两封信。但两人具体的交往过程，限于史料，我当时仅能从潘重规先生整理的《黄季刚先生手写日记》（台湾学生书局1977年影印本）一书中摘录到两条相关的史料。但现在打开《黄侃日记》，发现书中对两人交游的记录不下数十条。有的还比较重要，如一九三四年四月四日龙榆生在南京拜访黄侃，两人在中央大学的六朝松下畅谈学问，由于师弟间感情笃爱，黄侃遂讽龙榆生“别求实学，勿专为词”。再例如黄侃在五十大寿之前，仔细叮嘱龙榆生帮他刊印《日知录校记》一书。这些记载，都足以弥补《龙榆生先生年谱》在考订史实方面的遗憾。而从“别求实学，勿专为词”一语中，我们还可以看出黄侃对词的真实看法。关于黄侃对词的看法，过去许多学者都讨论过。有些人说黄侃对词是鄙视的，也有人根据俞平伯先生在《清真词释》的《序》里曾提到黄侃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在正课以外忽然高兴，讲了一点词。”来指出黄侃对词也并不排斥。然而在这里，我们最终发现，黄侃内心深处对词其实是不以为然的。

二

    仔细阅读《黄侃日记》，当然有助于我们了解黄侃同时代的人物，但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黄侃其人。上面略微涉及到的黄侃对词的看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在世人心目中，黄侃当然首先是一个大学问家。这不仅因为黄侃学问好，而且因为他自己也一向以学术为第一生命。可是在熟悉黄侃的师友心目中，他首先是一个具有真性情的人。他的老师章太炎就说他“行止不甚就绳墨”（《黄季刚墓志铭》），汪东也说他“性通侻，不肯以礼法自绳”（《蕲春黄氏墓表》）。在《日记》中，我们确实能随处发现黄侃那种毫不掩饰、随处挥洒着的真性情，比如他的坏脾气、爱书和喜欢山水。

    黄侃是出了名的大脾气，而大脾气其实也是真性情的一种表现。在《日记》中，我们可以经常看到他动怒，而且往往至于怒不可遏的地步。他生气的对象有很多，包括国家大事、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校务以及学术界的人事等等，而生气最多的却是自己身边的琐事，尤其是为书的事情，常常大动肝火。如一九二九年阴历九月二十五日“起整理书籍，以金石书别置一室。查得《古书丛刊》第二函不见，殆焯所取。此儿取书，从不见告，可恨可恨！书一条粘之书架上，曰：血汗换来，衣食减去。买此陈编，只供蟫蠧。昼夜于斯，妻孥怨怒。不借而偷，理不可恕。”第二天，《古书丛刊》第二函在别的书架上找到了，黄侃才怒气全消。同日日记中又记载“下午小石来，借去《簠斋尺牍》五册。予方欲繙，彼竟借去，奈何？奈何？！”象这种在买书、借书中发生的不愉快，作为一个读书人，恐怕每个人都遇上过，可是不太有人会象黄侃一样几乎每次都大发雷霆或痛苦不已。这其中，脾气大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或许应该归之于黄侃嗜书如命的性格。而最可见出黄侃对书籍感情的，莫过于《元诗选》一案了。

    黄侃一共藏有顾嗣立《元诗选》清刻本两部，因同事兼好友汪辟疆喜欢，便出让了一部。这件事发生不久，黄侃就读到了叶德辉《郋园读书志》，从中知道即使是清刻本的《元诗选》，也是极其难得的珍本。于是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二日“昨日与辟疆一笺，自悔轻售《元诗选》之失，今日遂有蜀峡之约。异哉，《元诗选》仅得一湌之利乎？”十月十三日“下晡访辟疆，又以一诗调之，遂及晓湘、辟疆同出，至蜀峡馆，无郤地，改饭于大禄茶社。”一开始汪辟疆并未当回事，黄侃有诗“调之”，他还和诗反“调之”，然后又把此事作为书林公案记于自己的日记中，以为可为书林添一故实（详见《方湖日记》，《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岂知黄侃还是死缠烂打，不惜托人说项， 十月二十日汪辟疆“返校，旭初为言，季刚前日见让之《元诗选》，顷因其所留之一部为徐行可索回，原让一部季刚仍拟以原值易去。余以此书亦非难得，且元明诗不过取备一格，实非急需，因慨允之。”（《方湖日记》）次日，黄侃在日记中记载道：“汪辟疆肯以《元诗选》见还，令人感媿。” 对于汪辟疆，黄侃也许真的要“感媿”不已。作为一个十足的书痴，他在向老朋友讨回自己心爱书籍的时候，不惜放下学者内心深处的骄傲与尊严。从这件事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黄侃的真性情。

    黄侃一生性喜山水，每到一处，必然登山临水，访幽探古。自从一九二八年他定居南京之后，南京这座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六朝古都就在他的生命中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名胜如鸡鸣寺、玄武湖等，更是他常常驻足遐想的地方。为此，黄侃在《日记》中留下了大段大段描绘南京景色的绝妙文字。如一九二八年七月一日“自高楼门向湖边小门，驰道旁偶逢丛竹。斜日穿漏，光景尤佳。至湖堧已戌初，天尚未暝，呼小舫，适容五人，荡入荷花多处。迎锺阜之夕岚，倚幕府之残照。群囗竞艳，万叶争高。掠菱洲而过，鹭莺三两，惊起花间；游儵群辈，噞喁波面。移舟入大漾，舟行花叶上。昔人云花为四壁，今直以花为平地。想七宝池中，风景亦不过如是尔。凉飙吹衣，反嫌絺薄；暝色渐合，唯虑掩闉。仅至洲边茅棚下一泊，垂阳映水，萧爽可爱。”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三日“还舟出后洲，至大漾。云阴不雨，西隅漏日，微风送爽，单衣不煊。残荷犹见一二花，莲房则丛立无数。水葓争发，密若繁星，锺阜翠色，连波迤靡，芊绵未知所际。覆舟斑驳，映水弥明，遥堞笼烟，平芜暖夕，徘徊瞻眺，颇动秋悲矣。”

    除了这种大块文字之外，黄侃还顺手在日记中记下了许多简短文字，如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午后偕亦陶奉七姊挈两儿游后湖，先看菊于故湖神祠址，旋泛湖绕后洲至大漾。风日清美，俨如春初，人意为之一爽，然终如有所失。”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步至长洲，流连繁花下，看夕阳如染。”描写景致，同样也是饶有风致。

    就在去世前一日，黄侃还于“午后与子、女、甥、婿等散步至鸡鸣寺”，后来因为“腹不适，亟反卧。”（黄焯《黄季刚先生年谱》）黄侃之所以喜好自然山水，一方面固然是缘于天性，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受到六朝文人的影响，尤其在南京这座城市，这种影响显得更加明显和顺理成章。而上面所引日记中记载风景的文字，多采用六朝骈俪词汇，更可以看出黄侃受六朝文章的深刻影响。其实黄侃在当时，就有不少人将之视为六朝人。从上述的几点来看，黄侃确实是深具六朝气质，可谓名实相符。

三

    在黄侃所有的“真性情”中，有两点是令我特别感动的。首先是黄侃几乎每年都要在日记中记上一笔“今日先师仪征刘君诞辰”之类的话。黄侃为传仪征刘氏四世经学，行叩拜大礼，拜同龄且相交已久的刘师培为师。此事早为学林传诵，称为美谈。他在《先师刘君小祥奠文》一文中起句便说：“庚申年壬申朔，越六日戊寅，弟子楚人黄侃自武昌为文奠我先生刘君。”文中说：“齿虽相若，道则既尊。”恪守师道的美德，足以让天下人动容。从《日记》的记载中，我们可进一步证实黄侃对老师刘师培的敬意。我们可以看到，他经常温习刘师培的著作，如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夜翻《小雅》及先师刘君民国三四年所作文”；整理刘师培的遗著，如一九三一年三月三日“发箧得刘先生遗稿《西汉周官师说考》一册，雨中持付焯手钞之”，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二日“取申叔师《左盦文稿》归斠”。他也一直关心社会上对刘师培的言论，如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五日“此日《时报》有人抄予文为己有，反以讥评申叔师，亦可笑。”直到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就在他去世前半年，黄侃还将“先师仪征《刘君墓志》拓本悬诸楼下书室”，以志纪念。儒家要求君子“慎独”，在对待老师的态度上，黄侃十余年间私下对老师刘师培的敬意丝毫未有改变，真可谓纯然君子。他先生不但自己尊重师道，对学生也要求如此。一个学生，要想正式成为黄季刚的门人，就一定要向之行叩拜之礼。程千帆先生曾注意到《黄侃日记》中对人的称呼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季刚先生对门下从学之士或称弟某某，或只谓学生若干人，不知是何缘故。后反复思付，方恍然有悟：凡称弟某某者，必定是正式行过拜师礼节的，而仅称学生者，则没有行过这种礼节，虽然他们也同在课堂上听先生讲授，在课下向先生请益，甚或时相侍从、叨陪末座。”（程千帆《我与黄季刚先生》，见《桑榆忆往》第104-10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 令我感动的另外一个方面是黄黄侃对父母的孺慕之情。多年以前，我曾经在《续古文观止》中读到过章太炎先生《书黄侃梦谒母坟图记》一文，该文对黄氏孝行揄扬有加，当时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心灵也受到很大的震撼。现在仔细繙阅《日记》，发现这种情感在日记中有着更为强烈而直接的表白。《日记》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二日云：“慈母弃违，倏已百日。追维卅有七年鞠养之德，肝腑崩摧。侃年十三而孤，廿三而所生母周太夫人即世，今母亦考终，侃遂永为无人爱怜之人矣。乌呼痛哉！”同年十月五日记载道：“中秋节。乡风称一年三节，谓岁朝、五日、中秋。随俗具饮食，送人事。然度端阳时，老亲坐而见侃叩头；度中秋时，老亲卧而不见侃叩头。岁序如驰，天地一变。”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以先人照像赠王伯沆世兄，从其请也，题记象后，不禁悲感。”随时随地，黄侃都会触景生情。一年之中，举凡父母（生母及养母）和原配夫人以及夭折子女的诞辰、忌日，黄侃都要一一祭奠。每逢子女的生日，先生也要在《日记》中记上一笔，以示庆贺。

四

    尊师重道，孺慕情深，过去我们通常会认为这只是黄侃恪守传统美德的一种表现而已。现在仔细翻阅《日记》，才知道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而是“此中有真意”！《日记》一九二二年四月廿七日记载道：“午撰何伯棠（名树仁，同县副贡生。书法极自许）墓志。其子嬲之不已，乃撰一文以塞其意。余于人之求表其亲者，无论寿颂、碑志，莫不尽心。虽所施或非其人，然今世之人以能贱其亲为新学，尚有不能忘其亲者，宜奖藉之也。”“然今世之人以能贱其亲为新学，尚有不能忘其亲者，宜奖藉之也”一句，我们应该给予关注，因为这句话正是黄侃表露心迹，展现其文化理念的关键之处。

    过去学术界常常流传，黄侃治学反对利用新出土的金文和甲骨文资料，一意尊奉许慎的《说文解字》为典范。黄侃一生以敦古出名，章太炎就说他“以为敦古不暇，无劳于自造。”“季刚所守视惠氏弥笃焉。”（章太炎《中央大学文艺丛刊黄季刚先生遗著专号》，《量守庐学记》第7页。）但关于反对甲骨文的事，倒真是误传，潘重规先生就曾指出：“研究中国文字根柢在《说文》，这是季刚先生的说法没错。但是说季刚先生反对研究甲骨文和金文，那是错的。我便能提出最佳之反证。我跟随季刚先生念书时，那时罗振玉先生从日本印回一些甲骨文和金文资料，季刚先生买不到，仅图书馆有一部。季刚先生便要我摹抄，直到买到后才停止摹抄工作。当时在南京的学者中，季刚先生是第一位买这种书的人。那时在中央大学教甲骨文的教授胡小石先生，他用的书就是跟季刚先生借的。所以说季刚先生不了解甲骨文或反对甲骨文，那是不对的。”（游志诚《敦煌石窟写经生——潘重规教授》第20页，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4月）陆宗达先生更从黄侃先生学术思想的角度，在《季刚先生二三事》一文（刊于《量守庐学记》，三联书店1985年）中加以深刻分析。陆先生也认为，黄侃虽然主张以精研《说文》作为治文字学的基础，但绝不排斥金文、甲骨文之学，并举出黄侃当年给他的一封信作为例证，信中说：“所言治文字学，私意宜分三期：一即古籀文下至唐世所云文字学；二则宋世薛、吕、欧、赵、三王、张之书；三乃近代钟鼎、甲骨之学耳。”将这封信结合《日记》中的那段话来看，我们就可以明白黄侃治学确实反对以甲骨文为正宗，但这种学术观点并非出于简单的学术上的意气之争，而是秉着一种强烈而又固执的文化理念。这种理念，简单而言，就是反对治学一味地趋新、走偏锋，鄙视一心只想在局部的问题上突破先贤，而忽略甚至放弃继承千百年来人们视之最为重要的经史学问。至于世人所谓黄侃排斥甲骨文云云，也只有从这一层面来理解，方能得黄侃的真义。

    也只有从这一层面出发，我们才能明白黄侃为什么要在《日记》中反复嘲笑梁启超、王国维等人。《日记》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六日中说：“行可日前言梁启超来鄂，赴中华大学暑期讲演。第一日发讲，即有无数笑柄。……今日举国化枭囗之俗，通邑皆沸唇之声，凡属庸佁，何劳指摘？启超乃南海圣人之高足，此段以国史研究为讲题，昔有仲由率尔致哂；今之鲁连，求之不难，可无戒乎？”（第173-174页）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云：“昨伯弢先生言：王国维说《顾命》庙非殡宫路寝，而为大庙。曾面纠其失。国维曰，虽失而不欲改。其专己遂非有如此者。今阅刘盼遂所记国维说《尚书》语，果如伯弢言。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县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第302页）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在当时，治学上自然是比较趋新的学者。尤其王国维，提倡双重证据法，强调将地下文物与文字资料相结合，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学者向之效法，犹恐不及。黄侃在这种情势下嘲笑梁、王等人，但矛头所指，显然又不仅仅局限于梁、王。我们只有结合黄侃的学术理念、文化理念，才能明白这种嘲笑之后的深意。

五

    也许我们可以将目光从黄侃身上暂时挪开，放到当时南京的一批学者甚至是东南一带的学术界，将黄侃对新派学者的批评和其他学者的言论结合起来，这样会显得更有意味。众所周知，五四以来，以南京东南大学（后改名为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为首的东南学界便一直是批评新文化、新文学的阵地，而这一阵地中的一些著名学者在对待文化的态度上与黄侃基本一致，这种文化态度与北方学者如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的态度恰好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一九二四年，任东南大学历史系教授的柳诒征在《史地学报》上发表《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一文，针对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据《说文解字》对“禹”字的训释而将禹说成是一条虫的问题，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该文认为研究中国古史，不可专信文字，即使需要用文字来证史，也应当通晓造字的通例，不可根据单字只例，妄下结论。文章结尾说：“今之学者，欲从文字研究古史，盍先熟读许书，潜心于清儒著述，然后再议疑古乎？”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轰动，使得顾颉刚、钱玄同、容庚等人纷纷写文章反批评。这桩公案后来不了了之，因为柳诒征的文章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连顾颉刚也得低头承认其论证合理，提出的《说文解字》的“谊例”“颇可补王筠的《说文释例》之缺，读之甚佩。”（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我们可以发现，双方的争论焦点表面集中在《说文解字》一书，实际早已从《说文解字》衍生到了对待古代史料到底应该持何种态度之上。 还有一件事也可以看出东南学者对学术的理解，依然以柳诒征为例。柳诒征曾在《论文化事业之争执》一文中就极力反对傅斯年及史语所的考古活动，他认为考古活动只不过是“炫鬻骨董”，批评傅斯年及史语所的行为只能算作“求人间未见之书而读之也”，而不是研讨学问的正途。柳氏批评考古等活动乃是“求人间未见之书而读之也”，自然十分不妥，也只能看出他自己的冬烘。但柳氏的言论与黄侃如出一辙，这恰恰说明东南学界有着其基本一致的文化立场。这种文化的态度，今日说它顽固保守也好，坚持文化本位也好，总之并非毫无根据的无理取闹，而是有其深厚文化关怀的。时至今日，南北学术的差异早已没有过去明显，我们如何看待半个多世纪前南北学者之间的争执，以及他们各自的文化归属、学术理念，应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世纪课题。